二、 時間與空間的對位
《阿飛正傳》被人引述最多的一場是電影開始不久，旭仔叫蘇麗珍跟他一起看着鐘，看着一分鐘的時間，然後他問她今日是什麽日子，企圖為這一分鐘定位：1960年4月16日下午3點鐘。他們是一分鐘朋友，她不能改變這事實，因為這是已經發生了的。以後她記起這一分鐘，就會想起他。
旭仔這樣具體地說出年份和日子，他是要為這懷舊電影確定其背景年份嗎？事實上觀眾亦由此肯定這是一部60年代的電影。但以60年代為背景，王家衛的《阿飛正傳》不像其他懷舊電影有泛黄照片、新聞圖片，甚至沒有任何標誌着60年代都市空間的圖像，如舊火車站、舊郵政總局、太平山頂、淺水灣酒店、維多利亞公園的集會場面、缺水期間輪候公共水龍頭取水的街頭即景等。
作為懷舊電影，《阿飛正傳》沒有特別標誌60年代的大事，沒有特別在外景上捕捉60年代的文化社會符號。那逝去的時代是以一種風格呈現的，歷史在懷舊電影中變成一種風格。那風格又是由向當年的藝術成品指涉建造出來的。《阿飛正傳》這題目，是尼古拉斯.雷伊(Nicholas Ray)當年的Rebel Without a Cause (1955)的中譯名，是詹姆斯.迪恩(James Dean)的名作，在60年代掀起熱潮，產生流行偶像，包括產生了在香港社會流行起來的普及文化符號『阿飛』這字眼，指向某種姿勢、態度與生活方式。電影的英文名字Days of Being Wild 可令人想起50年代馬龍.白蘭度(Marlon Brando)的《飛車黨》(The Wild One，1954)，以及其中的飛車、反叛的青年形象。八九十年代的電影觀眾則會想起大衛.林奇(David Lynch)的《我心狂野》(Wild at Heart，1990)，也可算是過去與現在的拼凑吧。
片中張國榮飾演的旭仔角色，多少指向這些60年代的形象，但當然亦是與今日形象的一個拼凑，不完全是一個60年代的阿飛，而是加上今日的緬懷與想像而成形的。他不斷對鏡梳頭，像水仙子般顧影自賞；他情緒起伏不定，有時激烈地發展成為暴力；他不喜拘束，無意承担比較長遠穩定的關係。60年代的“阿飛”是更有貶意的稱謂，90年代的“阿飛”一詞却因懷舊情感而變成美化的形象。60年代的阿飛反叛上一代的生活形態，90年代塑造的阿飛却加上身世的疑謎、身世的不定，甚至越洋尋根去了。
電影對旭仔的描寫集中於他與他所處的空間的關係上。電影把時間空間化，我們零星看見旭仔的活動空間，他與其他人親暱或暴力的關係-----近距離的親密特寫、低角度誇張的拳打腳踢，都不是寫實、理性、邏輯化的處理。他在不同的空間中游蕩，似乎也未必有邏輯發展的關係。他一再去蘇麗珍賣汽水的食堂，他與蘇在他家，他去養母家裡發覺養母醉得不可收拾，他去教訓小白臉，出來遇到歌舞女郎露露。他尋根尋到菲律賓，潦倒街頭，最後還是徒勞無功，只成為歇斯底里的自毁：欺詐、謀殺、槍戰、逃亡，最後無聲無息死於異地的火車廂中。身份是破碎的，他的歷史是一幅精神分裂的圖像。
片名的〝阿飛〞當然還可以跟飛翔、跟〝不安於一個空間，欲逃離某些空間〞的想望拉上關係。電影開始旭仔遇見蘇麗珍，字幕那一段背景是熱帶樹林的景色，彷彿是現實以外的夢境，後來在他死前再次出現。旭仔躺在床上第一次說出那鳥兒的比喻：聽人說有一種鳥兒是沒有脚的，所以只能不斷地飛，飛累了就在風中睡覺；牠一生只下地一次，那就是牠死的時候了。這浪漫的、帶點60年代風格的比喻後來在火車上被劉德華所飾演的海員否定了。他說：你身上有哪一處像一只鳥兒？最後，這比喻再出現時，是最大的幻滅：從前有一只鳥兒，牠從來未飛過，一生出來就死了。一方面建立了飛的傳奇，一方面又拆散了這飛的傳奇。
熱帶樹林好似是與現實空間對立的一個空間。這空間的處理，比《旺角卡門》中的處理更貫徹。多了反諷，多了層次。
電影空間的美工細節費盡心思，如皇后飯店的大門和廂座、黑猫香煙、舊可樂機器、可樂瓶和木盤、南華體育會售票處、警察的簽到冊箱子、舊電話亭等等，好像指向一個60年代的時間；但另一面，其中的流行音樂、恰恰舞又似指向一個更早的時間。電影中的時間其實不是一個真實的60年代，而是一個想像的，經過美工修飾，重新在腦中創造出的60年代。旭仔自己對年份和日期並不是這麽清楚，他是問回來的。他希望別人記得他，但他會是最先表示忘記的人。他跟蘇麗珍要好以後，在牀上，她問他：〝我們在一起多久了？〞他的回答是：〝我忘記了。〞忘記了大的年份和日期，但到死的時候他記得那一分鐘。他似乎是個現代主義者、後現代主義者，他的時間是心理的時間，零碎的時間，而不是科學和現實的時間。
電影中人物的關係，許多時候以空間構圖表現出來，如露露跪在旭仔前面擦地板。蘇麗珍與警察談話的夜晚，往往把他們放置在上下不同的空間或隔了鐵柵。兩人同行的長鏡頭，彷彿有了接近現實的市聲，光影掠過臉上，最後結束於俯視交义電車軌的遠鏡。警察站在電話亭前等待的構圖，交代了偶然溝通之後的並無結果。
電影的叙述，由零碎的片段組成，中間插入蘇麗珍和警察的個別叙述，也是零碎而不連貫的。片段的影像和抒情，貼近人物的心裡和感受，基本上不是交代事情因果的綫性叙事。但在旭仔死去後，却插入後母的交代：當年在醫院中生母如何安排每月付她五十美元，直至他十八歲為止。電影既有空間性的零碎拼凑，但也不是完全沒有時間性的叙事與邏輯交代呢！(六之二、未完)
（原載《王家衛的影畫世界》三聯書店出版）
資料提供者：惟得
(MM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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